第一乐章:欢乐颂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
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 Continue reading
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 Continue reading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Continue reading
摘要:在“文革”十年里,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最后一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肆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 Continue reading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Continue reading
高华(1954年-2011年12月26日),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维基百科) Continue reading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Continue reading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 Continue reading
匈牙利事件后,官方极力要人们忘记那段民族悲剧,并通过发展经济、淡化意识形态来巩固政权合法性,这就是“卡达尔式的匈牙利道路”。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