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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 Continue reading →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Continue reading →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Continue reading →

摘要：在“文革”十年里，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最后一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肆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 Continue reading →

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那破旧的车子，城市里淘汰下来的，在保养的极差的山区公路上，路面到处坑坑洼洼，从早起颠簸了十二个小时，来到这座南方山区的小县城。

你背着旅行袋，手里拎个挎包，站在满是冰棍纸和甘蔗屑子的停车场上环顾。

从车上下来的，或是从停车场走过来的人，男的是打着大包小包，女的抱着孩子。那空手什么包袱和篮子也不带的一帮子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葵花籽，一个接一个扔进嘴里，又立即用嘴皮子把壳儿吐出来，吃得干净利落，还哔剥作响，那分忧闲，那种洒脱，自然是本地作风。这里是人家的故乡，活得没法不自在，祖祖辈辈根就扎在这块土地上，用不着你远道再来寻找。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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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说——所有的比喻都是危险的。譬如我们把某人比喻成红太阳时，很容易就会唤起一种狂热的爱，因为对太阳的膜拜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