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櫻桃子

译者: 陳系美

出版社: 遠流

出版年: 2007-6-29

页数: 212頁

定价:NT 250

ISBN: 9789573260967

《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的一本随笔集，比较欢乐，亦有感动，回忆樱桃子青春年少往事，从来月经写到单恋，与小玉的友情到怎样开始创作漫画。根据网上连载资料自己制作的电子书：

http://115.com/file/dp256mup#
樱桃子_-_一個人相撲.pdf

http://115.com/file/be3sztr0#
樱桃子_-_一個人相撲.epub

http://115.com/file/dp256o1a#
樱桃子_-_一個人相撲.mobi

KOKIA自幼时起便通过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因为小学和国中就学于立教女学院，所以对赞美歌十分熟悉。其后就读于桐朋女子高等学校音乐科及桐朋学园大学音乐部专攻声乐，并同时学习歌剧和古典音乐。Songbird是她的首张专辑。

Songbird
Kokia / 吉田亚纪子
1999-07-16
Jpop

一名警务监察员，认识了情妇奥古斯塔·特泽，他常与她玩一些以性犯罪为题材的游戏，并拍摄了不少变态照片。一日他终于不堪其扰，将特泽杀害。警官由凶杀处升值安全处，假装尽力调查此案，还发表一些慷慨陈词的政治演说。特泽丈夫被调查，但警官帮他洗脱了嫌疑。凶案现场留下了警官的蓝领带碎屑，警官因此受到怀疑，他撕毁了领带丢进马桶。左派学生运动甚嚣尘上，学运的领袖原是特泽夫人的另一情人，他那天曾在特泽公寓外撞到警官，因游行被捕后当面质问警官。警官终于不堪道德压力，承认罪行，可是众同僚却举出了他无罪的“证据”进行诱导。警官精神崩溃，承认了自己是个“不容怀疑的公民”。本片获1970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Indagine su un cittadino al di sopra di ogni sospetto
Italy
Elio Petri
9 September 1970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

　　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

　　掌声和呼声静下来了

　　这会场

　　静下来了

　　好象是风浪停息了的海

　　只有微波在动荡而过

　　只有微风在吹拂而过

　　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掌声爆发了起来

　　乐声奔涌了出来

　　灯光放射了开来

　　礼炮象大交响乐的鼓声

　　“咚！咚！咚！”地轰响了进来

　　这会场

　　一瞬间化成了一片沸腾的海

　　一片声浪的海

　　一片光带的海

　　一片声浪和光带交错着的

　　欢跃的生命的海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象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象他右手握紧拳头放在前面

　　好象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象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河流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象他在向着自己

　　也就是向着全世界宣布：

　　让带着泥沙的流到这里来

　　让浮着血污的流到这里来

　　让沾着尸臭的流到这里来

　　让千千万万的清流流到这里来

　　也让千千万万的浊流流到这里来

　　……

　　我是海

　　我要大

　　大到能够

　　环抱世界

　　大到能够

　　流贯永远

　　我是海

　　要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

　　能澄清应该澄清的一切

　　我这晶莹无际的碧蓝

　　永远地

　　永远地

　　要用它纯洁的幸福光波

　　映照在这个大宇宙中间

　　海在沸腾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那不是挥动巨掌

　　击落着无数飞箭

　　而奔驰前进的

　　火焰似的列宁底姿势

　　那不是斩掉了一切毒瘤以后

　　重量和力量的凝合体

　　泰山石敢当的

　　钢柱似的斯大林底姿势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底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象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在紧张地估计着前面的方向

　　握得紧紧的右手的拳头

　　抓住了无数的中国河流

　　他劝告它们跟着他前进

　　他命令它们跟着他前进

　　诗人但丁

　　当年在地狱门上写下了一句金言：

　　“到这里来的，

　　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今天

　　中国人民底诗人毛泽东

　　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面

　　写下了

　　但丁没有幸运写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愿意新生的

　　到这里来罢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在等待着你！”

　　祖国

　　伟大的祖国呵

　　在你忍受灾难的怀抱里

　　我所分得的微小的屈辱

　　和微小的悲痛

　　也是永世难忘的

　　但终于到了今天

　　今天

　　为了你的新生

　　我奉上这欢喜的泪

　　为了你的母爱

　　我奉上这感激的泪

　　祖国，我的祖国

　　今天

　　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

　　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礼

　　全宇宙都在向你祝贺

　　雷声响起了

　　轰轰轰地在你头上滚动

　　雨点打来了

　　花花花地在你头上飘舞

　　祖国呵

　　为了你

　　全宇宙都在欢唱

　　这大自然底交响乐

　　那么雄伟又那么慈和

　　飘流在这一片生命的海上

　　我感到了你巨大的心房

　　在激烈地鼓动

　　梦幻的我的眼睛

　　朝向了右边一瞥

　　看见了一个老人底侧脸

　　他的头发象一蓬秋草

　　他的胡子钢一样翘着

　　激动得张开着的嘴巴

　　忘记了动作

　　我感到了

　　他的额头上在冒着热汗

　　我感到了

　　在我看不到的他的眼睛里面

　　在燃烧着火焰

　　我的战友

　　我的兄弟

　　我看见了你！

　　你在臭湿的牢房垂死过

　　你在荒野的乡村冻饿过

　　你和穷苦的农民一道喂过虱子

　　你和勇敢的战友一道喝过血水

　　你受过了千锤百炼

　　你征服了痛苦和死亡

　　这中间

　　多少年多少年了

　　但你的希望活到了今天

　　你的意志活到了今天

　　今天

　　激动着你的此刻

　　你忘记了过去的一切罢

　　但过去的一切

　　使你纯真得象一个婴儿

　　仿佛躺在温暖的摇篮里面

　　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

　　你也感到了

　　这摇撼着雷雨的大交响底抚慰罢

　　那是催生歌

　　也是催眠曲

　　我梦幻的心

　　荡漾着一片醉意

　　越过你的侧脸

　　飘忽地回到了七月一日的狂风暴雨下面

　　好猛烈的狂风暴雨

　　好甜蜜的狂风暴雨

　　夹着雷声

　　飞着电火

　　倾天覆地而来了

　　被你吹着淋着

　　是三万个战斗的生命

　　用歌声迎接你

　　用欢笑迎接你

　　用舞蹈迎接你

　　因为

　　只有你这响彻天地的大合奏

　　只有你这湿透发肤的大洗礼

　　才能满足这神圣的生日所怀抱的大

　　欢喜

　　圆形的大会场

　　象一个浮在大宇宙中间的地球

　　整列在那边缘上的

　　湿透了的无数红旗

　　飘舞得更响更欢

　　好象在歌唱

　　飘舞得更红更鲜

　　好象是跳跃着的火焰

　　被它们照临着的

　　三万颗战斗的心

　　被暴雨洗过

　　被狂风吹着

　　也更响更欢

　　也更红更鲜

　　突然

　　那个克服了艰险的历程

　　走到了胜利的战列前行的钢人

　　中断了他的发言

　　用着只有那么镇定

　　才能表现他所感到的光荣的声音宣

　　布了：

　　–我们的毛主席来到！

　　三万个激动的声音

　　欢呼了起来

　　好象是从地面飞起的暴雨

　　三万个激动的面孔

　　转向了一边

　　好象是被大旋风吹向着一点

　　三万个激动的心

　　拥抱着融合着

　　汇成了掀播着的不能分割的海面

　　圆形海面的边缘

　　整列着

　　湿透了的无数红旗

　　飘舞得更响更欢

　　好象在歌唱

　　飘舞得更红更鲜

　　好象是跳跃着的火焰

　　它们歌唱着

　　朝向一点

　　它们跳跃着

　　朝向一点

　　三万个战斗的生命

　　每一个都在心里告诉自己：

　　——毛主席，毛主席，他在这里！

　　——毛主席，毛主席，他和我们

　　在一起！

　　他在这里

　　在他正对着的那一边

　　矗立着四幅巨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劳动人类底四颗伟大的心脏

　　人类福音底四面神圣的旗子

　　四幅巨像

　　前面放射着灯光

　　正对着他们天才的学生毛泽东

　　和三万个战斗的生命

　　所汇成的海面

　　四幅巨像

　　背后是无际的天空

　　黑沉沉的远方

　　雷声还在隐隐地滚动

　　电火还在一闪一闪地飞现

　　四幅巨像

　　被这大自然底交响乐伴奏着

　　使我们和大宇宙年青的生命融合在

　　一起

　　使我们和全地球未完的战斗连结在

　　一起

　　一刹那通到无际……

　　一刹那通到无际——

　　今天

　　毛泽东

　　他站在这里

　　头上

　　轰轰的雷声在滚动

　　花花的雨声在歌唱

　　掀播着这声浪和光带交错着的

　　又一个生命的海

　　海

　　掀播着

　　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里

　　他背后的地球形上

　　照临着碧蓝的天空

　　梦幻的我的眼睛

　　又看见了

　　那四幅巨像

　　矗立着

　　若隐若现

　　那碧蓝的亮光中间

　　好象飞来了雷声底隐隐滚动

　　好象射来了电火底一闪一闪

　　毛泽东！毛泽东！

　　由于你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人民

　　感到了太空底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地球本身底战斗的召唤

　　毛泽东

　　你屹然地站在最高峰上

　　你感到了那个呼吸

　　你听到了那个召唤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前面

　　是那个唯一的方向

　　前面

　　是无数河流汇合之点

　　你两脚踩着无形的巨大的舵盘

　　你坚定地望着望着

　　那上面闪现过了什么呢？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赤裸着身子

　　被绑着送向法场

　　在英勇地喊着口号吗？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被装在麻袋里面

　　抛到了河里

　　传来了一声水响吗？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双脚被捆了起来

　　由烈马倒拖着

　　奔驰而过吗？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在草地里陷了下去

　　儿童的脑袋沉没了

　　双手还在抓扑吗？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在雪山边坐了下来

　　即刻僵冻住了

　　定在那里永远不动吗？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用母亲的战栗的手扣住幼儿底咽喉

　　望着他僵冷下去了吗？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抱着炸药包

　　冲到碉堡底下

　　让身体和它同时粉碎了吗？

　　闪现过了一个面影：

　　把飞舞的红旗插上了敌人阵地

　　身里的热血同时喷了出来

　　在旗杆旁边倒下了吗？

　　一颗挂在电线柱子上的头颅

　　闪现过了吗？

　　一具倒毙在暗牢里的尸体

　　闪现过了吗？

　　一个埋进土里的半截身子

　　闪现过了吗？

　　……

　　他们

　　你的战友

　　你的兄弟

　　你的同志

　　艰险的时候想到你

　　忍苦的时候想到你

　　受刑的时候想到你

　　献命的时候想到你……

　　今天

　　在祖国新生的温暖怀抱里

　　他们复活了

　　踏着雄壮的步子

　　现出欢喜的笑容

　　亮着温爱的目光

　　举起健康的手臂

　　蜂群似地来了

　　浪潮似地来了

　　来了来了

　　来向你欢呼

　　来向你致敬

　　来向你祝贺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塞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巨人的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的手势

　　大自然底交响乐涌出了最高音

　　全人类底大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象一响惊雷–

　　“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

　　起来了！”

　　
—— 一九四九、十一月十一日夜十时半，成。

　　在北京。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二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粹，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L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四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六

　　F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 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来源: 今天2011-1-06

摘自：沈从文文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职务，地位确实非常显赫

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第一任秘书)的时候，正是江青如“众星捧月”大红大紫的时候。那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负责人行列，并且排位很靠前；从当时舆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泽东、林彪，恐怕就属江青了。

在“文革”十年里，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这次以宣传江青关于京剧改革和“文艺革命”为标志，大讲江青在文艺和文化方面的贡献；第二次，从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开始，大讲江青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肆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

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所谓“五大秘书”之一)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实际职务。“文革”开始后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副组长，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革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到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而且不是一般的职务。当时，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并且在陈伯达缺位时她可以代理；在全军文革小组，江青和元帅徐向前齐名。

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重。在政府内，江青还没担任什么职务。据曾志说，陶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竟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江青对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不屑一顾，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认为，这是陶铸对她的贬损，因而种下了对陶铸的不满和仇恨(当然，原因不止这一点)。江青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显赫。

林彪、陈伯达等公开吹捧，江青成了“艺术上的内行”

1966年1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于1月22日给总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多次吹捧江青，兹举一例：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广播学院讲话时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我没听到康生对江青有什么赞扬和吹捧，我注意寻找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当时中央负责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泽东外，大概只有康生了。这可能是从延安以来形成的习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明康生对江青不尊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不是不怕)，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远远超过和陈伯达的关系。康生对江青的称呼的确有一个变化，后来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个现象和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于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对江青的吹捧和赞扬，我们就不去抄录了。我们再举例看看中央报刊对江青的宣传。

　《人民日报》、《红旗》的宣传，使江青成为举国上下令人瞩目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着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这在当时看报没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但这至少反映了一点，即当时江青的地位———实际地位———是很显赫的。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是江青主持的。主持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对江青来说是第一次。大会情况，除了次日公开见报外，还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在全国上映。这样，江青就进一步名闻九州，声震寰宇了。她成为举国上下令人瞩目的人物。就拿群众给她来信一事说，不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飞来，有时达两千多封，用麻袋装，并成立了专门组织———江青办信组替她处理。这个办信组由我负责，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文艺舞台将隆重公演革命文艺节目”的“新华社二十日讯”中，也特别突出了江青。此讯写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支持树立起来的第一批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将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辉的姿态同观众见面。”

还说：“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里，再度公演这批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的优秀剧目，将大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干劲，大煞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威风。”

还有一件事，似也应提一下，那就是1964年7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后以《谈京剧革命》为题，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和5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红旗》还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又说：“江青同志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的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可以看到，当时对江青的宣传和赞扬，仅限于中央负责人和中央的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部分材料，至于其他人、其他报刊都没有涉及，因为那样做不仅不胜其烦，也缺乏应有的权威性。

原载于：《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
阎长贵曾担任江青秘书，1968年1月24日就被投进了秦城监狱。
著有《问史求信集》，广获好评的呀。

你背着旅行袋，手里拎个挎包，站在满是冰棍纸和甘蔗屑子的停车场上环顾。

从车上下来的，或是从停车场走过来的人，男的是打着大包小包，女的抱着孩子。那空手什么包袱和篮子也不带的一帮子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葵花籽，一个接一个扔进嘴里，又立即用嘴皮子把壳儿吐出来，吃得干净利落，还哔剥作响，那分忧闲，那种洒脱，自然是本地作风。这里是人家的故乡，活得没法不自在，祖祖辈辈根就扎在这块土地上，用不着你远道再来寻找。而早先从此地出走的，那时候当然还没有这汽车站，甚至未必有汽车，水路得坐乌篷船，旱路可雇独轮车，实在没钱则靠两张脚底板。如今，只要还有口气在，那怕从太平洋的彼岸，又都纷纷回来了、坐的不是小卧车，就是带空调的大轿车。有发财了的，有出了名的，也有什么都不是，只因为老了，就又都往这里赶，到头来，谁又不怀念这片故土？压根儿也没有动过念头死也不离开这片土地的，更理所当然，甩着手臂，来去都大声说笑，全无遮拦，语词还又那么软款，亲昵得动人心肠。熟人相见，也不学城里人那套虚礼，点个头，握个手。他们不是张口直呼其名，便从背后在对方的肩上猛击一掌，也还作兴往怀里一搂，不光是女人家同女人家，而女人家倒反不这样。冲洗汽车的水泥槽边上，就有一对年纪轻轻的女人，她们只手拉着手，叽叽喳喳个不停。这里的女人说话就更加细软，叫你听了止不住还瞟上一眼，那背朝你的扎着一块蓝印花布头巾，这头巾和头巾的扎法也世代相传，如今看来，分外别致。你不觉走了过去，那头巾在下巴颏上一系，对角尖尖翘起，面孔果真标致。五官也都小巧，恰如那一抹身腰。你挨近她们身边走过，始终绞在一起的那两双手都一样红，一样糙，指节也都一样粗壮。她们该是走亲友或回娘家的新鲜媳妇，可这里人媳妇专指的是儿子的老婆，要照北方老垮那样通称已婚的年轻妇女，立刻会招来一顿臭骂。做了老婆的女人又把丈夫叫做老公，你的老公，我老公，这里人有这里人的语调，虽然都是炎黄子孙，同文同种。

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只是偶然在火车上，闲谈中听人说起这么个叫灵山的地方。这人就坐在你对面，你的茶杯挨着他的茶杯，随着行车的震荡，两只茶杯的盖子也时不时碰得铮铮直响。要是一直响下去或是响一下便不再出声倒也罢了，巧就巧在这两个茶杯盖铮铮作响的时候，你和他正想把茶杯挪升，便都不响了。可大家刚移开视线，两只盖子竟又碰响起来。他和你都一齐伸手，却又都不响了。你们于是不约而同笑了笑。把茶杯都索性往后挪了一下，便攀谈上了。你问他哪里去？

“灵山。”

“什么？”

“灵山，灵魂的灵，山水的山。”

你也是走南闯北的人，到过的名山多了，竟未听说过这么个去处。

你对面的这位朋友微眯眼睛，正在养神。你有一种人通常难免的好奇心，自然想知道你去过的那许多名胜之外还有什么遗漏。你也有一种好奇心，不能容忍还有什么去处你竟一无所闻。你于是向他打听这灵山在哪里。

“在尤水的源头，”他睁开了眼睛。

这尤水在何处你也不知道，又不好再问。你只点了点头，这点头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好的，谢谢，或是，噢，这地方，知道。这可以满足你的好胜心，却满足不了你的好奇。隔了一会，你才又问怎么个走法，从哪里能进山上。

“可以坐车先到乌伊那个小镇，再沿尤水坐小船逆水而上。”

“那里有什么？看山水？有寺庙？还是有什么古迹？”你问得似乎漫不经心。

“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

“有原始森林？”

“当然，不只是原始森林。”

“还有野人？”你调笑道。

他笑了，并不带挪输，也不像自嘲，倒更刺激了你、你必须弄明白你对面的这位朋友是哪路人物。

“你是研究生态的？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一摇头，只是说：“我对活人更有兴趣、”

“那么你是搞民俗调查？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种学家？要不是记者？冒险家？”“都是业余的。”

你们都笑了。

“都是玩主！

你们笑得就更加开心。他于是点起一支烟，便打开了话匣子，讲起有关灵山的种种神奇。随后，又应你的要求，拆开空香烟盒子，画了个图，去灵山的路线。

北方，这季节，已经是深秋。这里，暑热却并未退尽。太阳在落山之前，依然很有热力，照在身上，脊背也有些冒汗。你走出车站，环顾了一下，对面只有一家小客栈，那是种老式的带一层楼的木板铺面，在楼上走动楼板便格吱直响，更要命的是那乌黑油亮的枕席。再说，洗澡也只能等到天黑，在那窄小潮湿的天井里，拉开裤裆，用脸盆往身上倒水。那是农村里出来跑买卖做手艺的落脚的地方。

离天黑还早，完全可以找个干净的旅店。你背着旅行袋，在街上晃荡，顺便逛逛这座小县城，也还想找到一点提示，一块招牌，一张广告招牌，那怕是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只要能见到灵山这两个字，便说明你没有弄错，这番长途跋涉，并没有上当。你到处张望，竟然找不到一点迹象。你一同下车的，也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旅游者。当然，你不是那种游客，只说的是你这一身装束。你穿的一双轻便结实专用于登山的旅游鞋，肩上挂的是带背带的旅行包，这街上往来的也没有你这种打扮的。这里自然不是新婚夫妇和退休养老的通常去的旅游胜地。那种地方一切都旅游化了，到处都停的旅游专车，到处都有导游图可卖，所有的小店铺里都摆满了印有字样的旅游帽、旅游汗衫、旅游背心、旅游手帕，连接待外国人专收外汇券的宾馆和只凭介绍信接待内宾的招待所和疗养院，更别说那些相争拉客的私人小客店，都以这块宝地的名字为标榜。你不是到那种地方去凑那分热闹，在人看人、人挨着人、人挤人的山阳道上，再抛些瓜果皮、汽水瓶子、罐头盒子、面包纸和香烟屁股。这里想必早晚也逃不脱这种盛况。你总算乘那些鲜艳夺目的亭台楼阁尚未修建，赶在记者的照相机和名人题字之前，你不免暗自庆幸，同时，又有些疑惑。这街上竟无一点招徕游客的迹象，会不会以讹传讹？你只凭揣在上衣口袋里的香烟盒子上画的那么个路线，在火车上偶然碰到那么个玩主，更何况他也是道听途说，你还无法证实是不是信口开河。你没有见到一则确凿的游记，连最新出版的旅游大全也没有收进这样的条目。当然，灵台、灵丘、灵岩，乃至于灵山这类地名，你翻阅分省地图册的时候，并不难找到。你也还应该知道，那浩瀚的史书典籍中，从远古巫卜的《山海经》到古老的地理志《水经注》，这灵山并不是真没有出处，佛祖就在这灵山点悟过摩诃迦叶尊者。你并非愚钝之辈，以你的敏慧，你得先找到那画在香烟盒子上的乌伊小镇，进入这个灵山必经的通道。

你回到车站，进了候车室，这小山城最繁忙的地方，这时候已经空空荡荡。售票处和小件寄存的窗口都被背后的木板堵个严实，你再敲打也纹丝不动。无处可以问讯，你只好仰头去数售票窗口上方一行行的站名：张村、沙铺、水泥厂、老窑、金马、大年、涨水、龙湾、桃花坞……越来越加美好，可都不是你要找的地方。别看这小小的县城，线路和班次可真不少。有一天多至五、六趟班车的，可去水泥厂绝非旅游的路线。最少的则只有一趟班车，想必是最偏僻的去处。而乌伊居然出现在这路线的终点，毫不显眼，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地名，没有丝毫灵气。可你就像从一团无望解开的乱麻中居然找到了个线头，不说高兴得要死，也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你必须在明早开车前一个小时先买好票。经验告诉你，这种一天只有一趟的山区班车，上车就如同打架一样，你要不准备拼命的话，就得赶早站队。

此刻，你有的是时间，只不过肩上的旅行袋稍嫌累赘。你信步走着，装满木材的卡车连连掀着高音喇叭，从你身边驶过。你进而注意到穿县城而过的狭窄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带挂斗的和不带挂斗的，都一律掀起刺耳的高音喇叭，而客车上的售票员，还把手伸出窗口，使劲拍打车帮子上的铁皮，更为热闹。也只有这样，行人才能让道。

两旁贴街的老房子一律是木板的铺面，楼下做的生意，楼上晒着衣服，从小儿的尿布到女人的乳罩，补了裆的短裤到印花的床单，像万国的旗帜，在车辆的喧闹声和扬起的灰尘中招展。路旁水泥电线杆子上，齐目高的地方，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有一张治疗狐臭的特别引起你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你有狐臭，而是那广告的文字来的花梢，在狐臭之后还打了个括号：

狐臭（又名仙人臭）是一种讨厌的疾病，其味难闻，令人欲吐。为此影响朋友交往耽误婚姻大事的不乏其人。青年男女还屡屡遭到从业参军的限制，无限痛苦，不胜烦恼。现我处采用新式综合疗法，能立即完全彻底干净根除臭味，疗效高达97.5％。为您生活愉快，未来幸福，欢迎前来治疗……

之后，你到了一座石桥上，没有狐臭。清风徐来，凉爽而适意，石桥架在宽阔的河面上，桥上虽然是柏油路面，两边斑驳的石柱子上刻的猴子还依稀可辨，肯定很有一番年代了。你倚着水泥加固了的石槛杆，俯视由石桥连接的这座县城，两岸都是黑色的瓦顶，鳞次栉比，让人总也看不尽望不透。两山之间，一条展开的河谷，金黄的稻田上方镶的绿色的竹林。河水蓝澄澄的，悠悠缓缓，在河床的沙滩间流淌，到了分水的青麻石桥基下，变得墨绿而幽深，一过桥拱，便搅起一片哗哗的水声，湍急的漩涡上飘出白色的泡沫。石条砌的河堤总有上十米高，留着一道道水渍，最新的一层灰黄的印子当是刚过的夏天洪水留下的痕迹。这就是尤水？它的源头则来之灵山？

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橙红的团团如盖，通体光明却不刺眼。你眺望两旁山谷收拢的地方，层峦叠蟑之处，如烟如雾，那虚幻的景象又黑悠悠得真真切切，将那轮通明的像在旋转的太阳，从下端边缘一点一点吞食。落日就越加殷红，越加柔和，并且将金烁烁的倒影投射到一湾河水里，幽蓝的水色同闪烁的日光便连接一起，一气波动跳跃。坐入山谷的那赤红的一轮越发安祥，端庄中又带点妩媚，还有声响。你就听见了一种声音，难以捉摸，却又分明从你心底响起，弥漫开来，竟跳动了一下，像踮起脚尖，颠了一下，便落进黝黑的山影里去了，将霞光洒满了天空。晚风从你耳边响了起来，也还有驶过的汽车，照样不断掀出刺耳的喇叭声。你过了桥，发现桥头有块新镶嵌的石板，用红漆描在笔划的刻道里：永宁桥，始建于宋开元三年，一九六二年重修，一九八三年立。这该是开始旅游业的信号。

桥头摆着两趟小吃摊子。你在左边吃一碗豆腐脑，那种细嫩可口作料齐全走街串巷到处叫卖一度绝迹如今又父业子传的豆腐脑，你在右边又吃了两个从炉膛里现夹出来热呼呼香喷喷的芝麻葱油烧饼，你还又在，在哪一边已经弄不清楚了，吃了一颗颗比珍珠大不了许多甜滋滋的酒酿元宵。你当然不像游西湖的马二先生那样迂腐，却也有不坏的胃口。你品尝祖先的这些吃食，听吃主和小贩们搭讪，他们大都是本地的熟人，你也想用这温款的乡音同他们套点近乎，也想同他们融成一片。你长久生活在都市里，需要有种故乡的感觉，你希望有个故乡，给你点寄托，好回到孩提时代，捡回漫失了的记忆。

你终于在桥这边还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找到一家旅店，楼板都拖洗过了，还算干净。你要了个小单间，里面放了张铺板，铺了一张竹席子。一床灰棉线毯子，不知是洗不干净还就是它本色，你压在竹席子底下，扔开了油腻的枕头，好在天热，你不必铺盖。你此刻需要的是搁下变得沉重的旅行袋，洗一洗满身的尘土和汗味，赤膊在铺上仰面躺下，叉开两脚。你隔壁在吆三喝四，有人玩牌，摸牌和甩牌都听得一清二楚。只一板之隔，从捅破了的糊墙纸缝里，可以看见虚虚晃晃几个赤膊的汉子。你也并不疲倦得就能入睡，敲了敲板壁，隔壁却哄了起来。他们哄的并不是你，是他们自己，有赢家和输家，总是输的在赖帐。他们在旅馆里公然聚赌，房里板壁上就贴着县公安局的通告，明令禁止一是赌博，二是卖淫。你倒想看看法令在这里究竟起不起效应。你穿上衣服，到走廊上，敲了敲半掩的房门。敲与不敲都一个样，里面照样哈喝，并没有人答理。你干脆推门进去，围坐在当中的一块铺板上的四条汉子都转身望你，吃惊的并不是他们，恰恰是你自己。四个人四张怪相，脸上都贴的纸条，有横贴在眉头上的，也有贴在嘴唇鼻子和面颊上的，看上去又可恶又可笑。可他们没有笑，只望着你，是你打扰了他们，显然有些恼怒。

“噢，你们在玩牌呢，”你只好表示歉意。

他们便继续甩着牌。这是一种长长的纸牌，印着像麻将一样的红黑点子，还有天门和地牢。输的由赢家来罚，撕一角报纸贴在对方指定的部位。这纯粹是一种恶作剧，一种发泄，抑或是输赢结帐时的记号，赌家约定，外人无从知晓。

你退了出来，回到房里，重新躺下，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泡四周密密麻麻的斑点，竟是无以计数的蚊子，就等电灯一灭好来吸血，你赶紧放下蚊帐，网罗在窄小的圆锤形的空间里，顶上有一个竹蔑做的蚊帐圈。你好久没有睡在这样的帐顶下了，你也早过了望着帐项可以睁眼暇想或是做梦的年纪，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冲动，该见识的你都＆#0；一领教了，你还要找寻什么？人到中年，该安安稳稳过日子，混上一个不忙的差事，有个不高不低的职位，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安一个舒适的小窝，银行里存上一笔款子，月月积累，除去养老，再留点遗产？

摘自：《灵山》第1节

豆瓣条目都没有了，但是，一个人的作品是擦不掉的。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二、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选自《革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