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Continue reading

人民日报: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Continue reading

阎长贵:江青是怎样被捧红的?

摘要:在“文革”十年里,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最后一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肆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 Continue reading

高行健 – 灵山

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那破旧的车子,城市里淘汰下来的,在保养的极差的山区公路上,路面到处坑坑洼洼,从早起颠簸了十二个小时,来到这座南方山区的小县城。

你背着旅行袋,手里拎个挎包,站在满是冰棍纸和甘蔗屑子的停车场上环顾。

从车上下来的,或是从停车场走过来的人,男的是打着大包小包,女的抱着孩子。那空手什么包袱和篮子也不带的一帮子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葵花籽,一个接一个扔进嘴里,又立即用嘴皮子把壳儿吐出来,吃得干净利落,还哔剥作响,那分忧闲,那种洒脱,自然是本地作风。这里是人家的故乡,活得没法不自在,祖祖辈辈根就扎在这块土地上,用不着你远道再来寻找。 Continue reading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Continue reading

高华先生著作两种

高华(1954年-2011年12月26日),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维基百科) Continue reading

何清涟: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Continue reading

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至少对那些被视为“博学”的人是如此;它不适用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 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初接触。 Continue reading

哈维尔:难以预知的历史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 Continue reading